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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如此解释了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获奖的理由。
如果抹掉上述评语，2005年世界经济诺贝尔奖评语带有浓厚的政治和外交意味。更多的人也许会把这一评语当成诺贝尔政治奖或者和平奖，而不是经济奖。但事实相反，十多年来，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们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和波动研究，把博弈论引入经济学研究，可谓是对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一次超越。博弈论再次胜利
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后得主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因为其专业的博弈论研究，美国人托马斯•谢林因其对合作博弈理论的实际运用和分析，双双获得诺奖。而在10年前，纳什等三位经济学家已经因博弈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什么是博弈论？博弈论的研究者们为何屡次拿得诺奖？
10年前博弈论大师纳什获得了诺奖，其提出的“纳什均衡”向西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发起了挑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说：“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然而，纳什的非合作均衡提出相反的结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这一思想引入传统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10年后，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把纳什的非合作均衡上升为合作均衡。谈到两者的差别，1994年诺奖得主之一的泽尔腾教授说，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应用的范围超出经济领域，而达到政治、军事等领域；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人理性，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何选择策略，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2005年博弈理论研究的胜出彰显了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两大趋势。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评价：“一是在经济学中引入方法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二是研究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在西方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体系研究已经成型，方法论引入经济学的研究成为趋势，如统计学、博弈论，甚至心理学也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中。从这个角度分析，博弈论的梅开二度可谓是方法论研究的胜利。长期致力于普及经济学理论的梁小民教授说，博弈论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非合作博弈论主要应用于微观经济领域，如企业竞争战略和价格战略等。而今年获奖的合作博弈研究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如政府在公共经济政策的选择，政府和公众也是一种博弈的关系。
经济奖的“超经济”意义两位诺奖得主的经历与20世纪后期的冷战和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谢林在二战后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曾经参予马歇尔计划，而这一计划具有浓厚的反苏冷战略特点。1960年谢林出版了其最负盛名的著作《冲突战略》，美国的一位名导演布里克深受谢林的思想启发，导演了核战争片《奇爱博士》。在影片中，西方高层传闻，苏联正在制造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和人类。美国空军Ｂ－52轰炸机昼夜值勤，不断提高军事警备信号，冷战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亲身经历冷战的谢林说“正是由于美国在信息上的缺乏，使得苏联的核威慑成为了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进而导致了两败俱伤的无效均衡。”这段令人难忘的美苏核冲突促使谢林把政治和军事关系也纳入合作博弈研究领域中。合作博弈者们现在反思认为，如果当初美国和苏联都向对方公开战略意图和军备状况，运用合作博弈理论来处理，那么两败俱伤的结果将不复存在。另一位诺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鲜为人知的是，奥曼的家人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他曾经想专门研究犹太教经典，但后来转学数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奥曼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参予了一项防御战略的制定和研究，项目假设一座城市被空袭，研究人员需要制定出一套防守战略。”
两个诺奖获奖者所处的国际冲突背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和关注，以致于人们断定，两人的博弈论研究将对未来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产生“超经济”意义。这是因为，与2004年诺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关于商业周期与经济政策的新理论论述最大的不同是，2005年合作博弈研究超出了单纯经济领域中的个人关系，甚至涉及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
如果说2004年诺奖对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直接作用于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那么2005年诺奖——合作均衡博弈理论不仅仅作用于微观经济领域，更多地将给未来国际贸易纷争中的各国宏观经济决策打下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给国际政治和军事关系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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