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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与浙江的战略选择
 


自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至今已走过37个年头。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时隔30多年之后,第二次进入全国改革开放大的谋篇布局之中。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与前期的长三角经济圈建设存在什么异同?如何全面、深刻理解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新内涵?

  一、全球大视野下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新特征

  站在全球新一轮大变革中,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具有三大新的基本特征。

  第一,长三角一体化,是要打造对标乃至引领国际最高水平与最高规则的新型一体化,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度。这里具体存在两个内涵:

  第一个内涵,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要构建对标国际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体化。从国际发展史的视野看,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在内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从本质上走的是后发追赶型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国内中西部地区还有10到20年的迂回空间,在长三角地区则已进入尾声。今天的长三角地区实际上已转型为一个经济总量达21万亿元、人口2.2亿、人均GDP接近1.4万美元的全球第6大高收入经济体。从经济总量上看,已经超过法国、意大利,接近英国的水平。随着收入、产业和技术与国际前沿水平趋近,可以预计后发追赶型道路在长三角地区将遇到增长瓶颈,亟须转向我们称之为面向世界前沿产业的竞争先发型道路,提前10年为国家发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第二个内涵,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要改革创新,建立可对标乃至引领国际最高规则的一体化。当前,全球大国经贸规则正在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在多边问题上,加快对WTO多边解决机制进行改革已经形成国际共识;二是在双边问题上,特别是大国间经贸往来上,已经从追求产品和要素在边界间的流动自由化,进一步向追求市场规则在边界内部的“对等化”深入拓展。这实际上已形成对我国新一轮加速全面深化改革、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外部倒逼压力,这就要求国家要在一定地区开启新的全面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试验。长三角地区经贸发达,以不到全国1/25的土地面积、1/6的人口,贡献了全国约1/3的对外贸易、约3/5的外资利用额,同时在国际航运中心、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地域优势。因此,在当前全球大国经贸规则面临大变革的环境下,长三角地区通过一体化战略,加快自由贸易、资本市场、要素流动等领域的深化改革,对接引领全球最高规格的开放规则,既是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使命,也是国家在新时期推动发展路径创新的内生战略需求与应对国际形势要求的战略决策,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度。

  第二,长三角一体化,是要实现市场核心驱动和政府高效有为的新型一体化,代表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高度。当前,全国有三大“一体化”热点区,分别是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横向对比来看,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目前处于政府主导驱动阶段,粤港澳地区则是跨关境开放驱动,但由于香港、澳门与内地存在的体制差异,使得粤港澳地区一体化路径较难具有可复制性。

  长三角在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空间总布局中的独特性体现在何处呢?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其主导动力根源于我国内部相邻省份市场之间的内生扩张与融合,这是相异于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特征。推动区域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人为的强加的市场融合,而是各地方政府因行政边界导致的市场分割,所以未来要以市场覆盖范围和边界为基准,主动跳出县域、市域的行政分割,进行省际间的顶层对接设计,真正开辟出一条体现市场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独特协同作用的中国特色区域一体化新道路。

  第三,长三角一体化,是实现多层次、多方位的新型一体化,代表中国区域一体化的新高度。从全球视野看,欧盟的一体化是一步步从钢铁产业同盟到关税同盟,再到货币一体化等,是一种历时性的线性过程。相比之下,长三角一体化是多元复合、多线程并进的。从广度上,将包括规划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环保一体化、市场一体化、治理一体化、民生服务一体化等内容;在深度上,因不存在国别问题,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的深度融合。

  二、合力推进高质量一体化的新理念

  ——在城市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上,要从“长各长、短各短”转向战略拉长板、整合补短板。目前,长三角内部城市之间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存在较明显的同构与重叠。产业越同构,实际上越偏离一体化,而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各地特色竞争力越明显。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各地面临更大的市场分工与配置范围,更要站在长三角全局审视自身优势与不足,以全局共建思维,促进竞争协同发展,而不是内部同化、重复建设。具体而言,各地方政府在未来推进一体化过程中,在到底是补短板还是拉长板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思路应该是:

  在克服短板方面,要更加善于通过城市群间的整合分工,借力、合力克服自身短板。比如,城市在产业链的局部环节存在弱势,应尽可能通过楔入长三角城市产业链、利用周边城市的互补性优势等,加速克服自身短板,对于一些关键共性短板,则应进一步通过与周边城市合作共建克服。

  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的长板进一步拉长、凸显出来,才能强强协同推动高质量一体化。这是推动高质量一体化的关键思维,否则就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低效竞争。

  ——在发展导向上,要从谋求经济体量规模转向打造新的全球超级市场。长三角三省一市通过推动一体化,累加的不是经济规模,而是市场,确保在稳健推动经济体量增长的同时,通过竞相融合开放,打造一个面向全球的超级市场。其核心含义有三:

  一是通过做大中高收入群体规模,加快高质量进口产品消费,真正建立一个覆盖2.2亿总人口、拥有接近1亿中产阶级人口的超级内需消费市场和面向其他国家的重要进口消费目的地。

  二是通过稳步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向纵深创新发展,提高国际化金融服务能级,打造形成具有强大国内外资本吸引力的资本市场。

  三是切实构建对接国际一流水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打造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国际技术创新与交易市场。

  ——在改革重心上,要从产品市场转到要素市场。当前,产品市场自由发育水平在长大角三省一市尤其是上海、浙北、苏南一带已较为完善。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沪苏浙三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民营经济以及法治环境等方面均遥遥领先,市场化总指数平均超过9.7(满分为10)。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三地要素市场发育这一细分领域明显落后。

  要素市场是构建市场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增强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当前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口,也是获取市场改革新红利的新路径。当前应逐渐打破县域、市域与省域不同层面的多级行政分割,以人才、资金、产权的要素端自由流动与配置改革为纽带,推动要素充分涌流、高效配置与自由分工,推动长三角真正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三、浙江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新战略选择

  第一,打造不可替代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独特产业优势。区域一体化与产业特色化并不矛盾。当前,浙江在大数据、云计算、跨境电子商务等产业的全国竞争力优势显著,要牢牢把握智能革命的数据端口与运算枢纽,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深度发展,更加侧重提升数字科技的原始创新与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动新一代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向工业、金融、城市管理等领域的融合扩展,切实打造数字科技中心、数字产业中心、数字贸易中心和数字金融中心四位一体,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中心。

  第二,打造无法“流动”的独特要素与环境优势。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要素流动越自由,那些本身难以流动的区域特色元素就越重要。为此,要重点突出四个方面:

  一是依托舟山深水港优势,以国际大宗商品储运、交易、深加工、海事、金融服务为特色,积极推动宁波舟山自由贸易港探索建设,协同上海共建国际一流航运中心。

  二是依托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科研院所力量,加快提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等新一代前沿科学的原始创新与产业化能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科技教育优势。

  三是以浙西南板块的独特生态优势为主,进一步增强生态要素能量,推动绿色发展,最终打造长三角大花园和全国领先的绿色发展示范区。

  四是基于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果,率先构建国企、民企、外企基本一致“全面负面清单”制度,推动“最多跑一次”向“基本不用跑”升级拓展,构建高效透明健全的政务服务体系和营商环境。

  第三,打造对流动要素具有强大配置力、以民营企业家为核心的独特能力优势。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产品、资金、技术、产权等要素均可通过自由贸易和内部交易实现流动。在此情景下,最具活力、对其他流动要素具有配置力的企业家将在增进区域竞争力中发挥根本性作用。应依托浙江民营企业家优势,源源不断地培育、集聚和升级浙江的企业家能力优势。为此,要抓好四个关键点:

  一是悉心培育打造一批浙江系跨国公司群,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及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和要素配置,构建形成“浙江总部+全球基地”的国际价值整合新模式。

  二是集聚一批海外回归企业群,加快建设境外并购回归产业园,打造特色“华商之窗”,引导华商回归创新与二次创业发展。

  三是引进一批高质量外资外智企业群,继续扩大外资外企引进力度,提升引进质量与标准,培育吸引世界500强公司,形成高质量外资外智企业集聚高地。

  四是孵化一批新生独角兽企业群。进一步加大对国外智力、资本、新创企业团队的引进力度,鼓励新生中小企业专注深耕、强化创新,提升质量和品牌建设,打造更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与独角兽企业。【摘自浙江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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